價值取向與投票行為

從價值取向看人民之投票意向與選擇
摘要
 

出處:維基百科
作者: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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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第三勢力的柯文哲宣布於8月6日籌組新政黨「台灣民眾黨」，為台灣政壇投下震撼彈，對於藍綠兩大政黨構成相當的威脅性。柯P的參選代表台灣民眾對於藍綠政黨的不信任，認為黨意凌駕於民意之上，人民的最大利益無法透過藍綠兩大政黨的施政加以落實。柯文哲籌組新政黨強調在既有政黨之外讓人民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並強調「以人為本」的政治理念，並指出其台灣價值就是「民主自由、多元開放、法治人權、關懷弱勢、永續經營」，中心思想則為「台灣的整體利益與人民的最大福祉」。然而，在懷抱崇高政治理想之組黨初衷，如何能夠具體化為政治行動，首先，需要先取得人民對其之信任，進而取得政治上之權位才有付諸實行之可能性。其次，則是要觀察往後在政治場域中，該政黨之表現如何能夠真正堅持其創黨理念，進而落實於相關的政治行動中，進而通過人民經由選舉之選票檢驗，獲得人民最終的認同與支持。台灣2020總統及立委選舉之選舉結果無疑將對台灣台灣前途影響深遠。如何能夠跳脫政黨利益考量，單純從人民立場出發來剖析此次選舉對台灣前途之利弊得失，乃本文撰擬之主要目的所在。
 
所謂不受黨意影響的民意基礎，係指理性中道、無特定政黨取向，純以候選人形象及政策好壞作為判斷基礎的中間選民而言。就中間選民而言，大致可區分為著重政治層面考量的「民主價值」取向，抑或偏向經濟層面思考的「民生價值」取向等兩大面向。前者著重於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追求，以及對於國家主權立場的確保；後者則認為人民生計與經濟發展之價值更優先於民主價值的選擇，故會重視對台灣經濟發展影響深遠的兩岸關係之改善。2018九合一大選強調「拚經濟」的地方選舉執政的民進黨慘敗，但2020中央層級選舉選戰主軸則完全向「拚政治」方向傾斜，此乃起因於今年初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表五點對台統戰的政策方針激起台灣人強烈的危機意識，加上後來香港「反送中」的推波助瀾，對外更有美中「新冷戰」的煽風點火，讓整個大選幾乎一面倒朝「拚政治」主軸翻轉。
 
然而，凡事總有一體之兩面，容易讓人忽略的另一面問題其重要性往往不遜於前者，故而有必要特別加以陳明剖析，以免理性的中間選民因為資訊之偏頗而造成判斷上的誤區。例如，追求民主政治往往會以犧牲財政穩健為代價，為了選舉考量，民主國家常會以「赤字預算」來換取選舉上利益；另外，競爭的政黨往往必須採取與對手相對立的政策作為訴求選民支持的主要策略考量，然而，此舉往往造成所謂政策上的「僵固性」，讓民主國家政黨所採取的政策主張符合「政治正確」，但卻未必是「最適化」的政策選擇。另外，基於經濟層面考量，最少管制與最大合作的「自由經濟」才是最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但在兩岸關係特殊的歷史性結構困境下，台灣的經濟發展結構明顯被政治因素扭曲，導致要犧牲國家經濟上乃至社會上利益的重大代價。

一、民主政治之結構性困境
以黨意為考量的政治思維乃將其政黨利益凌駕於人民利益之上，政黨成立的主要目的乃透過選舉取得政治權位，進而獲得對其有利的政治資源。目前台灣政黨政治的現況(應該說舉世的民主政治均有此世俗化的傾向)乃各政黨為求在選舉中勝選，往往傾向於採取短線的操作方式，提出不切實際的政策口號，或者採取攻擊對手缺失或弊端之「扒糞、抹黑」的手法，無所不用其極來取得選戰上的勝利。
在世界各先進民主國家之競爭主軸通常為經濟議題，即在「經濟發展」與「公平正義」兩大方向間，採取正反辯證的論戰過程，台灣亦不例外。但台灣除了前述在經濟上關於「左vs.右」兩派之論爭外，還存在「統vs. 獨」兩種意識形態之爭議，而此意識形態之爭除了國內之論爭外，更牽扯到國際上以美中為主的霸權競逐之複雜情勢。
評判台灣的總統候選人乃至立委候選人之優劣，倘若無法回答前述有關經濟上「左vs.右」與政治上「統vs.獨」等兩大議題之論爭重點，並清楚指出未來對台灣最有利的施政方向與未來出路者，究其實都不應該會是「適格」，乃至「適任」的總統與立委等候選人之人選。以2008迄今兩次的政黨輪替為例，馬英九總統執政時期，其執政光譜明顯朝經濟上右派思想與政治上統合方向偏移，所以馬政府時期有了ECFA的簽訂，以及後續在國會部門有關貨貿與服貿等協議的簽訂過程。服貿簽署過程並引起程序合法性之爭議進而引發了著名的「太陽花學運」，這也讓馬英九總統朝兩岸經貿統合的施政遭遇了重大的挫折，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主要訴求，除了擔心此將落入中國大陸經濟統戰的路徑外，另外擔心的就是大規模開放兩岸貿易可能帶來台灣島內產業的空洞化危機。雖然2015年開啟了歷史性的「馬習會」，中共當局給足了國民黨政府各種有形與無形的政策利多，然而，在忽視經濟上「公平正義」價值的追求上，這種由中共當局所給予的外在政策利多也無法獲得台灣多數人民的青睞，甚至在2016年總統與立委選舉中以大敗收場。
2016再次的政黨輪替，蔡英文政府同時取得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優勢執政地位，對於以改革為選舉主軸的民主進步黨執政後，大刀闊斧進行包括司法、年金、轉型正義、能源轉型，乃至同婚等諸多選舉政見的改革作為。雖然在2018年九合一大選民進黨面臨的空前的慘敗，事後在歸咎敗選原因時，民進黨當局主要認為政策方向沒有錯誤，錯在於改革躁進以及施政果效尚未彰顯。故而對於公民投票之結果採取選擇性接受的態度與做法，甚至以國會多數優勢藉由修法將公投綁大選之規定加以排除。殊不知政黨政治運作過程中，在野黨基於其選舉利益考量，往往要在執政黨的政策缺失上尋求對其有利的政策主張，以求吸引選民支持進而獲得下次選舉上的利益。然而，這種為反對而反對的政策主張，可能不見得很周延全面，可能只是順應了某部分選民的需求，但可能不一定符合對國家長治久安最有利的政治思維。例如能源轉型、同婚政策等，都相當程度違反公投之多數民意，但執政黨為了其政黨利益考量，採取以間接民意來否定直接民意的作法，這恐怕才是民進黨2018年敗選更主要的原因所在。這種政黨競爭中，為求勝選所採舉的選舉政見，當其執政後產生與多數民意脫節的情況下，為求其政黨利益而背離多數民意的情況，乃是民主政治運作過程中因為政黨利益考量下所產生的一種政策選擇之「僵固性」及其所產生的民主政治運作上之結構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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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成長」VS.「公平正義」
1. 政府施政之優先順序與價值選擇
政治為管理眾人之事，民主則為透過由下而上的選舉方式，選出政治人物代為管理眾人之事。理論上政治之權力若源自於人民，則民本思想理應為政治人物奉為圭臬之指導原則，如此才能在施政上符合民意，進而在下次的選舉上獲得選民的青睞。政府施政應有其優先順序之考量，依照馬斯洛需求理論，將人類需求分為生理、安全、社會、尊重與自我實現等五大需求。依此理論，政府施政之第一順序應為經濟發展及就業，唯有人民生計獲得溫飽，政治施政才能獲得人民的認同與支持，此無疑為政府施政之首要。其次的安全、社會、尊重與自我實現等需求，均需在人民生理需求獲得基本滿足的情況下，才有探討的實益。
 
以此論點來檢視目前台灣在政府施政與選舉議題的爭議上，在有關於民主自由與民生經濟之價值取捨上，就可以有比較清晰具體的觀察指標。觀察代表經濟發展的指標GDP，台灣自從1990年代以後明顯呈現下降趨勢，近幾年約莫在2-3％之區間移動，相較於亞洲四小龍已經是敬陪末座的成績；台灣的實質薪資也是近十餘年來幾乎都沒有成長，相較於物價水準，尤其是近幾年高房價之現象，更可以凸顯出台灣在民主政治與民生經濟上存在有相當大的期待落差。此情況具體表現在台灣人民晚婚、不婚，乃至少子化現象惡化，甚至已居世界前茅之譜即可知其嚴重性。
 
2. 民生經濟相關數據呈現下滑趨勢
我國中央政府財政收支自1990年代起開始預算明顯由穩健轉為赤字，相較於代表經濟成長指數GDP，近20年來政府債務增加逾20倍，但GDP僅成長2.91倍。在全球競爭力評比上，我國整體競爭力約在15名，但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卻排名在40名左右。可見財政問題已然成為影響我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負面因素。
 
台灣在媒體自由、言論自由，以及人權維護上在國際上獲得高度肯定，然而，在不婚、晚婚、少子化與人口老化之嚴重性上卻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台灣擁有高素質的教育及人才，也有體質良好的經濟基礎條件，但卻面臨超額儲蓄、對外招商不盡理想、公共建設投資成效不彰….等等因素，導致國內投資成長動能不足，進而造成實質薪資長期處於停滯狀態。台灣經濟成長主要依靠出口貿易，然而最大出口國中國大陸卻因為複雜難解的兩岸關係，導致面臨重大的不確定性。
 
就國內投資而言，我國歷年來僅佔GDP約僅二成多一點，低於國際水準25％，民間投資在超額儲蓄下投資動能明顯不足(近幾年超額儲蓄率都超過14％，明顯高於國際水平)，顯示國人對於對內投資信心不足。在公共建設方面，政府每年平均編列高達3千多億元經費投入公共建設，然其對於經濟成長之助益卻極有限，近5年平均約僅佔GDP的4％左右。在貿易方面，約佔我國GDP一成左右貢獻度，其中對我國進出口比重最多的中國大陸，卻因為兩岸因素影響，對我國經濟之負面影響具有相當之比重。另外，因為兩岸緊張關係主要反應在我國國防預算支出上，108年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國防支出歲出編列3295億元，占總體預算的16.3％。
 
3. 藍綠兩大黨在經濟政策上的施政作為與價值選擇
國內藍、綠兩大政黨在經濟政策的施政主軸與價值選擇上，國民黨素以「拚經濟」專長自居；民進黨則以「拚改革」見長。民主化前國民黨執政時期的確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但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國民黨執政也造成了黑金政治與貧富不均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成為民進黨能夠在選舉中提出改革的訴求能獲得人民認同，進而在選戰上贏得執政的機會。民進黨執政主要針對國民黨執政之缺失，提出諸多改革的訴求，例如司法改革、能源轉型、居住正義，乃至年金改革與性別平等之議題。
 
藍綠兩大黨之價值取向基本上符合民主先進國家以經濟上「效率VS.公平」的左、右派論述作為基本價值區隔與取向。國民黨以「拚經濟」為施政與選戰之主軸，民進黨則針對國民黨執政之缺失，提出「拚改革」的諸多政策主張。兩大政黨的施政方向有其相同點與相異點，在相同部分，為求其施政獲得選民青睞，進而在選戰中獲得勝選，不管哪個政黨執政都會著重於社會福利支出、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提出重大公共建設計畫等易於討好選民的政策取向。相異部分則為國民黨更為強調在「拚經濟」的價值取向上，連帶也會強調維持兩岸和平穩定對於促進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另外，在能源政策上，為求供電穩定性之考量，國民黨也會強調採用核能的重要性。反之，民進黨執政則會針對國民黨施政之缺失，採取與之相對應的政策作為，包括更為強調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於公平正義的部分，所以對於高房價與居住正義部分就會特別強調。另外，在能源政策上，民進黨也站在國民黨的對立面，採取「非核家園」的政策主張與價值取向，並強調循序以再生能源來取代核能發電的政策立場。在兩岸關係方面，民進黨則採取布局全球與新南向等政策主張，認為在兩岸具有主權爭議的前提下，不應該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持平而論，藍綠兩大政策在經濟政策上的主張均有其必要性，但卻也有其不足與缺失之處。但面對彼此政黨在政策主張與價值立場上所面對的缺失，兩大政黨卻同時面臨相同的改變上「僵固性」的困境。因為基於各自的政黨利益，每個政策主張其背後都有相當的支持選民與利益考量，為了鞏固其既有支持者，原先所設定的政策目標與價值取向通常很難在短期間加以改變。以最具代表性的兩岸政策主張而言，對於一向主張台灣自主，主權獨立的民進黨，為期總統選舉得以順利當選，乃於1999年修改民進黨黨綱，採「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民進黨執政既不必也不會宣布台灣獨立」之務實台獨的政策主張。雖然引起主張法理台獨的部分支持者不滿，但終於讓當時的陳水扁先生得以順利當選首次政黨論替的民進黨總統。
 
一般而言，除非有強大的政治動機與選舉考量，否則一個政黨的政策目標與價值取向很難輕易改變，例如民進黨對於能源政策(即非核家園)與台灣主體性的堅持，即為其政黨成立的基本精神與價值所在。目前時代力量也因為該政黨之路線問題面臨該黨內部意見極大的分歧，而影響該政黨之存續危機。相對而言，國民黨對於價值取向的重視程度較低，現實上的經濟考量恆為國民黨執政的主要訴求。但在兩岸政策上過於依賴中國大陸貿易與投資的結果，的確也導致了台灣過度的依賴對岸，進而可能造成台灣主體性喪失的重大風險。

三、「民主自由」VS. 「和平穩定」
1. 民主化歷程與價值選擇
台灣自從1987年開啟民主化進程以來，陸續解除戒嚴及黨禁、報禁，推行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等等一系列憲政改革，慢慢讓台灣從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憲政體制國家。國家所追求的目標與價值從以往的經濟導向，逐漸轉向重視民主與人權的政治導向。政治體制的改變連帶影響我國與中國大陸的互動關係，民主政治要透過政黨政治加以落實，政黨輪替則為政黨政治所追求的主要目標。主張偏重「經濟層面」與兩岸交流的國民黨執政，和主張偏向「政治層面」與台灣主體性的民進黨掌權，勢必對於台灣未來國家發展的方向與價值取捨產生重大的影響與差異性。
 
台灣自從實施總統直接民選以來，歷經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等四位民選總統三次政黨輪替，對於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價值取向始終如一，然而對於兩岸政策之走向，則在不同政黨主政下明顯有所差異。主張兩岸交流的國民黨主政兩岸關係明顯好轉，主張台灣主體性的民進黨掌權，則兩岸關係就會趨於緊張。然而，在國民黨主政時期台灣會落入中共經濟與社會等統戰的疑慮中，造成國家主權可能弱化甚至被併吞的質疑。反之，民進黨執政對於對抗中共的統戰，確保國家主權上比較有所作為，然而，卻要犧牲兩岸交流的諸多利益。當然，在實施民主化之後，可能存在的共通問題，諸如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施政導向偏重於社會福利支出等情況則並無不同。
 
對於「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追求與堅持，無疑是台灣民眾十分看重，這樣的堅持也具體反應在香港民眾對於中共當局限縮「一國兩制」空間的諸多抗爭中。「自由民主」的國家治理型態無疑是多數人民所認可與堅持的生活方式，因為這種「由下而上」的治理型態可以確保其基本人權不受國家侵害，也可以確保其心聲受到執政掌權者的重視。
 
2. 檢視藍綠兩大黨的執政作為與價值取向
台灣實施民主化至今，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在此前後四任藍綠政黨執政下，台灣逐漸形成經濟上傾向於左、右兩派，政治上強調統、獨兩邊光譜的政黨政治之屬性區隔。政治上有關統、獨議題的區隔，爭議焦點主要也集中於是兩岸關係中有關於國家主體性與兩岸經貿統合之價值取捨上。民主化前的台灣主要以兩蔣時代加以區隔。老蔣時代主要以反攻復國為施政主軸，建設台灣非其主要的施政目標。小蔣時期認知到現實情勢後，改採務實建設台灣的本土化政策方針，台灣各項經濟建設與成長指標均為歷來表現最好的時期。到了李登輝總統時期，歷經1995-1996年台海危機以及「兩國論」等主張後，兩岸關係降到冰點。陳水扁執政初期提出「四不一沒有」，以及建立「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等善意的兩岸關係互動模式；然而，另方面陳水扁也提出「一邊一國」以及「防衛性公投」等追求台灣主體意識的政策主張。馬英九執政時期，則採取兩岸經貿統合的施政模式，從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再到貨貿與服貿的談判與法律程序之進行。最後，終因服貿協議過程中因為協商程序過程中之爭議，衍生出影響深遠的「太陽花學運」。此次學生運動遏阻了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往中國大陸傾斜的經貿統合態勢。雖然隔年有馬英九與習近平在新加坡歷史性的會面，但終究無法避免國民黨在2016年大敗的命運。
2016年蔡英文執政的民進黨取得國會過半的優勢地位，在兩岸關係上採取務實不挑釁的立場。然而，在經過2018年民進黨在九合一地方大選中大敗，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於2019年初提出對於兩岸關係採取所謂「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所謂「習五點」。加上今年6月開始史無前例香港大規模的「反送中」港人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讓民進黨政府在堅持維護台灣主權立場與民主自由價值訴求下，陸續提出所謂「國安五法」的反制措施，並宣稱陸續將提出有關防範中共代理人的相關修法。
總括而言，台灣的藍綠兩黨在政治層面的價值取向上，很明顯國民黨基本上主張兩岸不應該走對抗的道路，在兩岸同文同種，加上緊密的經貿往來前題下，應該要探詢一條和平穩定的「統合」路徑。民進黨則在堅持台灣主體性與對於民主自由價值的前題假設下，兩岸間一切的交流往來均應以依循不預設立場的民主原則為前提，才有進一步往來的可能性。而中共當局則以承認「一個中原」原則作為交流前題，兩岸交流因而面臨停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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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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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0選民的價值選擇與投票取向
2018年九合一選舉執政的民進黨慘敗，當時民意主流普遍支持「拚經濟」的訴求；然而，2019年開始的整個氛圍完全轉向對於自由民主與國家主權的「政治層面」的訴求。主要導因於2019年初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所發表的五點對台統戰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此舉普遍被視為將「九二共識」定調為「一國兩制」，打破原先尚存的戰略模糊空間。加上今年六月開始香港民眾發起大規模的「反送中」抗爭，進一步激化台灣人民對於中共政權的高度不信任感。另方面，自2018年開始醞釀的美中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為貿易戰，乃至科技戰，美國將中國視之為「邪惡國家」，進一步擴大與台灣的同盟與合作關係，從「台灣旅行法」、「台灣保證法」，乃至「國防授權法」等，台美關係獲得空前的進展。在前述背景激化下，今年的選戰主軸很清楚從經濟議題轉向政治上對「國家主體性價值追求」的議題上。
 
雖然如此，台灣所面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之結構性問題已如前述，例如因為實施民主所必須付出的財政惡化與經濟成長衰退的問題。另外，因為政黨輪替造成兩岸政策的不確定性，乃至不穩定等問題，也都會嚴重影響台灣整體的發展。從官方數據可以清楚得知，在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同時，另方面台灣面臨的是少子化與老齡化併存的國安危機、人民實質薪資長期停滯的社會問題、政府財政問題嚴重(除名目上未償債務達5兆多，占平均GDP的30.66％，然若加上高達近18兆隱藏性負債，則原先之數字顯有被嚴重低估之嫌)。況且，台灣與中國大陸同文同種，僅一海之隔，每年數以百萬計的人員往來，加上對我國進出口乃至投資之重要影響，這些都是不可能不去加以正視與處理的重要議題。這些問題在選舉前政治人物可以選擇迴避或者選擇性回應。然而務實理性的「中間選民」在做選舉投票行為時，豈能不為理性與全面的思考與判斷呢？！
 
因為實施民主，導致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支出以及減稅，導致財政惡化之問題；因為兩岸關係惡化導致台灣犧牲進出口之貿易順超的經濟利益，還要多增加國防上軍購的預算。間接造成我國實質薪資長年停滯未成長，且晚婚、少子化等問題相當程度都和經濟情況不佳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存在。
 
相對地，台灣實施民主可以獲得國家主權保障與主體性地位之強化，可以獲得國際上的肯定與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實施民主可以讓台灣經濟分配更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也讓人權更加獲得確保。亦即，台灣實施民主可以獲得主權確保、人權保障、分配正義等優點；但相對而言要付出的代價是：財政惡化、兩岸緊張、犧牲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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